那年的书事

　　那年是指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年就读的学校,有一不大不小的图书馆。入学第一学期,一切都觉得新鲜,要做的事很多,图书馆没进多少次,只是课外活动时间偶尔在那里翻翻报纸杂志。

　　第二学期,“文革”开始,因受到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首当其冲,成为破“四旧”被焚毁的对象。这是现在的青年人无法想象的。后来,管理员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那年月,县城的一两家书店也是空荡荡的,除了一些红色圣经,或可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汇编,其它书籍几近消失。

　　转眼到了1967年,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一天,我发现几位室友神色有些诡异,相互挤眉弄眼,一脸的坏笑。话题有巴尔扎克的《守财奴》、《荷马史诗》、《十日谈》,还有莎士比亚……这些对我来说,不但陌生,简直是天方夜谭,如在云里雾中。

　　我猜想,这其中肯定掩盖着一个秘密。好在我们是“红卫兵亲密战友”,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叛变告密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

　　天黑下来,没有月色,借着校园里几盏昏暗的路灯,我们快步来到图书馆走廊,脚步轻轻地从附近教室搬来课桌椅,搭成梯子,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双手紧紧抓住窗户的栏杆,然后,不顾手被玻璃划破的危险,腾出另一只手,从一块已被打破的玻璃缝里,拉下“翻跟头”窗户的插销,小心翼翼地推开半边窗户门,借着瓦缝间透出的微光,猫着身子,双腿颤抖翻进去,好在他们以前已将书籍垒得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设施。

　　黑暗慌乱中,饥不择食,摸到几本书壳厚厚的书揣在怀里,溜回了宿舍。灯光下,发现是《红与黑》和《基度山伯爵》。有了它们,我当了好一阵子“逍遥派”,常常成天躺在床上阅读,看了个昏天黑地,有时甚至忘掉了吃饭时间。好在都是自由身,谁也不管谁。书中的主人公寻宝成为亿万富翁,报恩复仇的故事,惊险曲折。它让我呼吸到了距离久远的年代。微弱的灯光闪烁着,燃烧在我手里,在石灰墙上张贴着庞大的影子。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这种神秘性所带来的快感真是难以名状。我甚至觉得,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由此,我第一次认识了大仲马和基度山伯爵,也认识了斯丹达尔和于连。也就是从那时起,才接触到“文艺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学”等新鲜名词,浓浓的书香味从我们的宿舍里飘出来……就是简单的白纸黑字,不靠什么美女俊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犹如春雨润物,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的灵魂。睡前,每每说起书中的故事,总是眉飞色舞,唾沫四飞。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对那场毁灭文化的大革命做出的反抗呢?

　　几次得手后,胆子也大了起来,后来竟发展到白天也去光顾。趁校园里人少时,我们“猫上锅台——老路”,身手敏捷地翻窗而入,头顶着蛛网,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书山上躺着读,坐着读,聊一阵再读,甚至读出无端的傻笑。有时尿急,为了省下一趟攀爬,干脆扯开裤子方便。心里想,要说给圣典留下了污迹,总比付之一炬强。

　　1968年12月,我们是“老三届”最后一批分配。其时,我正在家乡小学为一位休产假的老师代课,也可以说是提前上岗,学校的毕业典礼没有参加。后来听同学说,我的毕业鉴定中，有“要斗私批修”之类的话，猜想一定与那些书事有关。“读书人,偷书还叫偷吗?”孔乙己的这句话,常常被我引以自嘲。

　　文 / 黄骏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