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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曲辕犁 于 2020-5-2 15:29 编辑
疫情后的复课,让孩子们终于回到了久违的校园,也让我回想起小时候那快乐的童年。
我的一年级是在杨老屋念的,仅仅只念了一年,后来全都转到古井去了,至今已有52年了,可仍记忆犹新。我早就想把这些记下来,且也有这个必要,让我们的孩子了解那与今天不一样的读书生活。
杨老屋是我们的邻村,很近,鸡犬相闻。上学有两条路可行,一条稍宽是在塘埂上走,路好走一些;一条稍窄是在田埂上走,可是距离近一些,这是我们走得最多的一条路。我们有路队长,一般是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负责路途中的纪律,现在的孩子有校车接送,是不知道这些的。
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间草房和草房前面的一块场地,一位老师,一个手摇铃铛,一二十个学生。
这间草房墙这间草房墙壁是用泥土砖砌成的,顶上是几根苗竹为脊梁和桁条,再在上面用斑竹编织成网格状,然后铺上稻草。这种房屋冬暖夏凉,防震且防雹。那年落冰雹,瓦房砸坏了好多,野外干活的人急得把粪桶罩在头上,而我们在这间草房里仍按步就班上课,个个安然无恙。草房分为一大一小两个区域,大一点的算是教室,小一点的是老师宿舍和办公室,其实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教室的前面有一块木黑板和一张简易的讲桌。学生的课桌凳是各自从家里搬来的,所以高度长宽参差不齐。我的桌凳都都高,个子小小的我坐在上面看黑板刚刚好,我记得桌子还有抽屉,书包可以放在里面。桌子黑黑的颜色,不知用了多少年,传了多少代,可惜后来不用时当做柴火烧掉了,不然可以算得上文物了。我们习惯在课桌上刻上字,有的刻上自己名字其中的一个字,标明是某某的桌子,有的如鲁迅先生刻一个“早”之类的字勉励自己。我的书包课余时间很少放在那抽屉里,我们用藤条在教室上方横七竖八拉成一个网,课余时间大家都把书包挂到上面,向上一拉升到空中,上课时就放下来。至今我仍不明白老师竟然对此情形宽容,只是说说,没有强行拆除,大概当时上级考察时还没有“校容”“校貌”这个词吧?那时候有老师教就算是学校了。
这位老师姓许――许学民老师,瘦长的个子,干净利落的一个人。教学认真负责,他教的课文我至今还记得:瑞金城外有个小村庄叫“沙洲坝”“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感恩的种子,懂得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他在教算术数数时,布置我们回家准备一百个小棍子,每十个一捆。小棍子大多是用芭茅杆,我的小棍子与众不同,是我爷爷亲手用废旧红油纸伞的竹伞骨做的,小伙伴们羡慕极了,所以难以忘怀。许老师他一个人教几个年级,几个学科,是校长又是老师。每堂课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有动有静,每个年级的孩子在每堂课中都有收获。这一群孩子就像一群撒绳的小牛犊,不那么驯服,有一次就惹得老师气得发火了。
手摇铃铛那有节奏的“叮――叮当,叮――叮当……”告诉我们上课了,其声音清脆响亮,婉转悠扬,荡漾在学校上空,令人肃然崇敬。然而有一次手摇铃铛却失去了它的权威。杨老屋是一个大屋,几十户人家依堂屋分东西两边建造,巷巷相连,户户相通。那天上课前我们上十个小伙伴在巷中相互追逐,巷道繁杂,一时钻不出来,当我们出来时,手摇铃铛声已经响过了。老师拿着教鞭(其实是一根光滑滑的竹鞭),神情严肃,站在教室门前等着我们,罚我们站成一排,竹鞭举得很高可是象征性地在我们身上敲了两下,告诫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去钻巷子了,我们也怕去钻巷子,因为那一次遇见了瞎子老爷爷。
好玩是孩子的天性,教室前面的场地就是我们的操场,我们在这里跑步、做游戏。我们的游戏活动是丰富多彩的:老鹰捉小鸡、丢手绢、砸鳖(也叫摔纸牌)、跳皮筋、跳绳、抓石子、跳房子……
我们有时候还到远一点的小沟里挖泥巴,那是一种有粘性的黄土质,有一个大同学带来了一个印泥人的模子,我们挖来好多好多的泥巴印好多好多的泥人,拥有很多的泥人成了小伙伴间炫耀的资本。
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物质上是极度贫乏的,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幸福的,对于我来说有着童话般的色彩,我将永运铭记着这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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