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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似乎比借钱要雅些。借钱,弄不好会弄出不愉快,甚至借出经济官司,朋友反目。央视《今日说法》节目,就常剖析这类案例。这样说,并没有否定借钱救急的义举的意思,只是靠借钱借出生死之交的,见得不多,倒是借书,有的还演绎出许多缠绵悱恻的爱情佳话,促成美满姻缘呢!对此,我仅是从影视作品或书上看到,并没有亲身经历,只是通过借书,结交了一些朋友。
1976年前后,在家乡中学任教时,手头的工具书是简装的《新华字典》、《汉语成语小词典》。同校的林老师有亲戚在北京工作,给他寄来一本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这是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首批出版的词典,“收词以语文为主,兼收百科,以现代为主,同时也收了一些古词、古义。”对中学语文教师来说,它比《新华字典》显然管用得多。教学中,我常到他的房间去借它。借的次数多了,林老师说,我教数学,用它的时候不是很多,就送给你吧!词典的价格是2.2元,我付钱给他,怎么也不收。这本词典,至今还在案头,常用得着它。前些年,发表在《中国国土资源报》副刊上的《书架变迁史》中,我还特意写了这件事。
同村的陈建设老师,现在是安徽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了吧。他一直尊称我为老师,其实我并没有直接授过他的课,他在中学读书时,我在那里教书。从学业辈分上说,是师生,却无师生之实。后来,他上了安徽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每年寒假回家过年,便相互串门。他谈起大学教坛上的趣事,我说到自己知识贫乏的苦恼,相谈甚欢,完全没有那种师生之间的拘谨。他的母亲时任大队妇联主任,为人热情,对我每每上门打扰,非但没有一丝不快,还倒茶递水,留酒留饭,使我十分不安。很多年后,还时常记得这“一饭之恩”。每次离开时,建设总是善解人意,拿出一摞从大学带回的书让我回家看,记得有不少是他的导师沈敏特教授著的。
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藏书不难,能看为难”,是有一定道理的。自己的书,随意放在书橱里,心里踏实,想什么时候读就什么时候读。其实,谁都知道,这“什么时候”是个自我安慰的未知数。从建设手中借来的书,开学时他必须带走,逼得我不得不赶快读。那时,我虽没有归有光年轻时那种“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的激情,但有书为伴,年也过得格外有滋味。
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年代,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借书还让我背上了黑锅。说到这,不能不提起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是一位“根正苗红”的老实人,文化程度不高,要说,他还和我家有些亲戚关系。每次到胡埂后屋,我礼节性地拜望他后,就到同屋而居的好友王以群家。以群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被聘为《皖北日报》总编,后回乡在野寨中学的前身景忠中学任教。我们走动时,他是正在接受改造的“地主分子”。他家“门对千棵竹”,藏书虽没有万卷,还是蛮丰富的。到他家,总要与济群、以群兄弟俩海阔天空神侃到深夜,然后借几本书回来看。郭沫若的《洪波曲》、《十大批判》、老舍的《四世同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都似我可遇不可求的朋友。过些年,我任教的另一个大队党支部发展我入党,征求本村意见,这位支书据此认为我“阶级立场不稳,需要考验考验。”于是,我的组织问题也就搁置了起来。如今,这位村支书早已作古。回过头来看看,在极端讲究阶级阵营的“红色恐怖”时期,他的作为完全可以理解,实在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转瞬间,我也步入老年。人们常说,岁月无情,然而阅读却是最有情义的。“借书一痴,还书一痴。”艺术家黄宗江有言:“都说人生有三情:亲情、友情、爱情。还应有一情,曰书情。有此情,三情方充实。”每当夜深人静,独处书斋,坐拥书城,没有战乱的恐慌,没有冻馁的威胁,没有运动的折腾,没有冗务的干扰,心境的澄明与平静可算是一种享受。于是,对那些曾经借书给我的朋友,自然而然地产生由衷的感激之情。
文 / 黄骏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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