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学] 母亲心中的“国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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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子心 发表于 2018-8-30 16:00: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阶段闲下来了,脑海里不断出现母亲的形象,经常梦见她还在老家三间破瓦屋里,过着艰苦的生活,见到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成为国家人口啊”。每当醒来时,我已泪流满面。
  母亲叫金美华,1921年农历四月十九日出生在潜山塔畈乡一个贫苦家庭。我外公兄弟八人,他是老大,子女又多,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外公为了生存将我三个母舅和大姨、三姨一家带到江南石台县安家落户。那时叫“跑鬼子反”。外公把我九岁的母亲丢在祖父家做童养媳,将四姨丢在黄柏马鞍村一涂姓家里做童养媳。
  母亲一生受尽了磨难。以前,祖父跟着曾祖父读过私塾,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年轻时由于生活所迫,不知什么事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一直生病。父亲身体也不强壮,所以家里祖母和母亲勉强维持着生计。我有三个姐姐,五个哥哥,还有一个孬子弟弟。可是五个哥哥都因不同的原因没有长大成人便夭折了。难以想象,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在什么样的悲伤和困苦中熬过来的。
  我是1959年出生的。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39岁了,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所以对我是百般的呵护,同时也是严格的要求。
  母亲没读过书,却能明白事理。父亲是红军流散人员,当时在苏维埃政府工作,母亲极力支持,并帮助红军洗衣、补衣、纳鞋、做饭等,做了不少好事。建国后,父亲一直在生产队当会计,公社和各时期工作队的干部经常到我家议事,有时也叫母亲帮着做一些群众的基础工作。母亲很勤快,生产队上下屋人家有大事小事,都会乐意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乡亲们对她都很尊重。那时的干部是“国家人口”,母亲心中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要我将来也成为“国家人口”,不仅能够让自己衣食有个保障,更重要的是能为公家做事,让大家少挨饿、少受冻,少遭点罪。所以,哪怕家庭再困难,都要我读书,这就是母亲最朴素的情怀。
  从记事时起到高中毕业,家里都一直很穷,经常靠借债度日。母亲为了我读书只能靠种点菜和养几只鸡下蛋拿到油坊街去卖,用卖菜和卖鸡蛋的钱给我在学校里交伙食费。母亲是小脚,白天在外面干活,回家时脚就痛得厉害。为了挣点小钱,晚上给别人搓麻索、打鞋底、纺线,经常熬到下半夜才睡觉。平时一分、两分钱都攒着给我买书、本、笔或在学校买点青菜吃。那时粮食紧缺,大米很少,家家人都吃不饱肚子,经常吃山芋渣粑、山芋片糊、大麦焦面、野菜等,确实难以下咽。我家由于没有大劳力,比其他人家还要差,一天只能吃两餐。母亲为了我读好书,有时晚上煮稀饭时捞一碗半熟的米饭胚,于第二天早上放在山芋锅里蒸给我吃。家里没钱买盐,就把腌菜水算盐。平时炒菜基本上是没有油的,猪油和菜籽油加在一起一年也不过三到四斤。照明是点煤油灯,没有钱打煤油,就烧松树节。衣服和鞋是补了破,破了又补。母亲经常在我上学时唠叨的一句话:“儿啊,下功夫念书,长大了就能成为国家人口”。
  母亲每年要养一头猪,可到腊月宰杀的时候,就把肉全部抵给了一些债主,家里只剩下一个猪头和一盆猪血。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看母亲太辛苦了,有一次就偷着逃了半天学,跑到山上打猪菜,心想着能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可谁知从来舍不得打我的母亲知道后,将我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完后她自己大哭一场,似乎对我非常失望。她说:“我望你好好念书,将来成为国家人口,而你却逃学打猪菜,还有什么出息?我再苦再累,只要你好好念书就是对我的孝顺。现在不仅我家这样穷,大伙都很穷,只有等你长大了成为国家人口才能翻身,到那时也才能帮贫苦人都翻身。”
  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逃过学了,学习成绩也一直在学校里名列前茅,家里土坯墙上贴满了奖状,而且在学校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似乎看到了希望,精神上便有了寄托。当时父亲身体常年生病,干不了重体力活,没有经济来源,全靠母亲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一边支撑着这个家,一边供我读书。
  在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学校里凭学生学习成绩、在校表现和家庭成分推荐上高中,我被学校推荐上了。可当时是大集体,我家是缺款户,生产队部分老百姓就反对我读高中,要我回乡务农。还有个别人说:“缺款户还把孩子念高中,我们不能当他家的大儿子。”这件事还闹到大队里去了,大队书记找到母亲说:“生产队有人反映,你家是缺款户,不能给孩子上高中了。”母亲当时就说:“谁说缺款户家的孩子不能上高中?我就是要饭也要给孩子念书。”那个大队书记看到母亲这个态度后,很气愤地说:“你这是中了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流毒”。母亲说:“我就是要我儿子念书,将来成为国家人口,怎么啦?”说完就没有理他,坚毅地走了。在母亲再三坚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让我读完了高中。
  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我本应该在1977年冬天毕业,由于国家将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又逢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部分同学在1977年冬毕业回家了。我被留了下来,又读了半年,于1978年7月毕业。这半年我被分到文科班,准备参加高考。当时,学校老师都认为我肯定能考上大学,母亲也寄托了很大的期望。结果高考成绩公布后,虽然我们班在全县第一名,班主任和语文老师都得了奖,但因第一年恢复高考,文科生录取名额太少,所以全班一个学生都没录取。听到这个消息后,大脑“嗡”地一声,我晕了过去。母亲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怎么对得起我那可怜的母亲啊!后来学校老师劝我再复读一年,可是家境实在太差,确实撑不下去了,也就不得不放弃了复读。
  高中毕业后,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被安排在中、小学代课。这期间,我开始利用节假日做点小生意。后因国家政策放开,在政府鼓励和支持下,我办了厂,开了商店,交给妻子打理,成为槎水发展商品经济的带头人,受到了乡里表彰。家里日子开始好了起来,还将原生产队和社会上的欠款合计两千多元全部还清了。过去家里仅一个猪头肉过年,还要请几桌客,猪肉摆在桌上只是好看而已,客人基本上就不吃。后来,我在油坊街买猪肉,一买就是半边猪。我原以为父母亲穷怕了,这下家里有了收入,生活条件好转了,母亲也应该高兴了,但我没想到母亲却根本没有高兴起来。有一次在饭桌上她对我说:“儿啊,我过惯了苦日子,给你念书是要你成为国家人口,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你不能成为国家人口我会死不瞑目。”
  母亲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一气之下,我将油坊街的一个百货商店、与县新华书店合作开的一个门市部,同时还有一个卫生用品厂,全部一一低价亏本处理了。于是,我又背上了新的债务。从此,我静下心来一边教书,一边坚持看书、写作,于1984年下半年被县、区文化部门和乡政府共同考察,选到乡办文化站工作。1986年被黄柏区公所借调到区地方志办公室,主编《黄柏区志》,就这样逐步走向了行政单位,终于实现了母亲的愿望,成了“国家人口”。我在单位上班,工资低,家里父母年迈,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刚刚好起来的生活像昙花一现,又过起了艰难的日子。尽管如此,母亲的脸上却终于露出了笑容。
  我在外地工作,一般情况下10天、忙时半月左右回家一次,只有一次在官庄工作的时候,正值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项目,任务太重,一个月才回家。每次回家母亲都要问我做了哪些事,我嫌她唠叨,说工作上的事你也不懂,不要问。这时她就很伤心,多次对我骂着说:“虽说你工作上的事我不懂,但你是穷苦家庭出身的,不管今后当了多大干部,都要多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不能忘本。妈为什么要问,就是要晓得你工作做得好不好。你是国家的人了,就要为公家多做事,为老百姓多做事。”
  在母亲的教育下,后来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我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抓住机遇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实事。尤其在官庄、黄柏、逆水工作期间,经常白天带着群众上工地,晚上召开群众会,有时通宵达旦做工作,与老百姓同吃同住。使我深受感动的是,每当工作调动的时候都有成群结队的群众前来送行,依依不舍。老家人喊母亲“金大嫂”、“金大妈”、“金大娘”等,凡熟悉母亲的人经常在她面前说:“还是你有眼光,在那样贫穷、艰苦的情况下把儿子念书,现在儿子总算有出息了。”每当听到这些赞誉之声,母亲总是笑笑。1998年我又还旧债借新债,东拼西凑花了3万元在彭岭买了房子,把老母亲接到城里过年,当时写了一副对联“离乡里做市民永记农家本色,出山门当公仆常怀百姓之忧。”作为这年的春联,也算是对母亲期望的一种承诺。
  2005年元月,遇撤乡并镇,我时任三妙乡党委书记,县里决定调我进城,在还没有安排具体工作的这个空档,好不容易闲了下来。就在这期间,母亲突然一病不起。我陪着她过了春节,在这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凌晨离开了人世,享年84岁。
  母亲过世,我非常伤心。她对我一点一滴的疼爱、关怀、期望和她自己所经受的困苦、磨难,依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不禁潸然泪下。虽说母亲没有文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但她骨子里却有着优秀的品质。
  母亲是一个贤惠明德的人。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教我如何做人,总是对我说,“在路上见到熟人一定要喊,是大还大,是小还小。”就是说是爷爷就喊爷爷,是婶娘就喊婶娘,不能叫人名字,要懂礼貌;家里再穷在外人面前不能叫穷,穷莫失志,富莫癫狂;看到别人家的东西再好都不要想,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挣;在学校不准惹祸和吵嘴打架,要学会忍让,男人心胸要宽;上学、放学路上不准踩花草田,要爱护庄稼等等。所以我从小一直很规矩,学校老师和社会上人都知道我是一个老老实实,埋头学习的好孩子。也有人说我是“好人”,农村所谓的“好人”是指忠厚、不调皮的人。母亲还经常教育我“不要记得你对别人的好,但不能忘记别人对你的恩。”由于家里一直很穷,别人对我家一点点好处,都要永远记得,在条件好的时候,要感“情”,即报答人家。所以,后来对家庭在困难时期和自己在人生道路中给予帮助过的人,我都一一记在心中,但没能一一予以报答,时时还感到内疚。
  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我总记得,只要有要饭的到家门口,她都想方设法弄点吃的给人家。如果是冬天,她还要叫人进屋里烤火,一到晚上她把灶门口的松毛和稻草铺好,留人过夜。文革期间,经常开批斗会,一些小孩捡石子打被批斗的人,母亲就把我拉到一边轻轻地说:“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她还经常对我说:“人要多做好事,不修今生修来生,不修自己修子孙。你是观音娘娘看我修行得好送来的,所以你长大了要有善心,多做好事。”
  母亲又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她烧的小菜饭看着清爽,吃着可口。哪怕家里再穷,还经常叫人来家里吃饭。以前的大队、公社干部喜欢到我家吃饭。我在学校时常带同学回家,尽管家里吃了上顿无下顿,可她还偷偷向别人家借米、借油、借盐烧给同学们吃。有时在吃饭时间来了陌生人,她都与人攀谈,问长问短,留人家吃饭。她经常对我说:“石磙撑不住门,筷子撑得住门,经常有人到你家吃饭你就有面子,家庭就会兴旺。”母亲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也继承了她的性格,自参加工作后,只要熟悉人到了我工作单位,哪怕工资再低,也要留人吃饭,以至现在人家还在说我是一个重情的人。所以,我在社会上朋友很多,办起事来很方便。
  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国家人口”的认识,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伴随着我的成长。她认为“国家人口”就是国家的人,做了国家的人就能够为国家做事,为国家做事就是为老百姓做事,让老百姓翻身,不再受苦受难。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思想境界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母亲已离开我们13年了,而我也迈入了花甲之年,即将退休了。但我还在践行曾经对母亲的承诺,充分利用人脉资源,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为家乡建学校、修道路、整修老屋、建停车场、安装路灯、治理河道等,尽力做一些实事。妻子很懂我心,在老家不辞劳苦地牵头做了一些公益性的事情,还把自己的部分工资贴进去了。在天柱山风景区管委会退二线后的2017年元月,我带着一家三代人回老家槎水过春节,当时我又写了一副对联“昨出山门未褪蓝衫本色,今回故里仍留公仆精神。”作为春联,以示子孙永远不能忘本。
  我一直努力着做一个母亲心中合格的“国家人口”,以还母亲的心愿,慰藉母亲的在天之灵。
  2018.8.22.于合肥
  (作者储向前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曲指挥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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