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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碧水向东流，长江宛如一条蜿蜒的彩带，不仅是今天的“黄金水道”，更在数千年前就串联起中华大地不同的区域文明。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了解到，不仅安徽发现的历史遗存有不少三星堆“同款”，江淮大地与三星堆遗址代表的古蜀文明自古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新时器时代晚期以来就有交流，在青铜铸造技艺等方面更是同根同源。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三星堆，长江下游的良渚，还是安徽的凌家滩，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力证明。”安徽省考古所所长叶润清表示，历史悠久、延绵不断、多元一体、兼收并蓄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三星堆遗址年代距今约4800~2600年，跨越了古蜀文明从古国到王国的漫长历程。从距今约5000年开始到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华大地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阶段，虽然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文明，但包括古蜀文明在内，各个地方的区域文明已经普遍出现，不同的文明之间取长补短，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 叶润清介绍，三星堆之前，早在新石器晚期距今5800~5300年前，长江中下游安徽的凌家滩就出现了令人惊叹的史前文明曙光。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古国文明更是与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国一度并存。可以说，同饮一江水，无论是三星堆还是良渚、凌家滩，都是长江文化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一纬度孕育出相似的生业模式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目前的考古发现认为，三星堆文化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分布区，影响范围北至汉中盆地、南达云贵高原北部及东南亚、东抵峡江地区。而如果打开一张中国地图，很容易发现，一弯江水串联，三星堆遗址所处的成都平原与安徽几乎处在同一纬度上。 “同一纬度，环境气候往往会有非常多的相似性，生态区别也不大。”叶润清介绍，人类的发展受到气候环境影响非常大，在世界考古历史中，同一纬度地区即使相隔高山大海，常常都会有惊人相似的发现。三星堆文化核心区成都平原与安徽江淮地区和长江以南地区环境气候尤其相似，也就造就了两地极其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两地都以稻作农业为主，养猪等畜牧业方式也非常相似。”从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和玉石器来看，青铜铸造方式和玉石器加工工艺，也是高度一致的。 在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过程中，“交通”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叶润清表示，长江一头系着青藏高原，一头连着东海之滨，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长江作为黄金水道，堪称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不仅承载运输贸易等功能，也为不同地区的区域文明充分交流提供了重要通道，让三星堆与江淮地区的交流成为可能。 青铜面具与凌家滩玉人同样反映神权统治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黄金面具以夸张的纵目、顺风耳被不少网友戏称为“天外来客”。令人惊叹的是，远在千里之外，比三星堆青铜神人面具早2200多年的凌家滩玉人竟与其有着极为相似的一张脸，连神态也非常神似。 叶润清表示，距今7000~5000年，在国家出现之前，社会组织高度发达，但尚没有形成国家。在这个阶段，统治者是掌管神权的神巫，他们通过神权凝聚社会。凌家滩玉人眼部突出，庄严威武，令人敬畏，就是代表神权的统治阶层形象的夸张表现。“蜀人尚巫”，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黄金面具距今约3200年，比凌家滩玉人晚了两千多年，但其同样代表了掌管神权的统治阶层。凌家滩玉人背后有孔，在祭祀时佩戴在身上，与三星堆人祭祀时使用青铜面具有着同样的逻辑，都是为了展示神权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 之所以会出现相隔两千多年的“撞脸”，叶润清认为，中原地区发展到距今3200年前后的商代晚期，虽然神权依然存在，但国家机器已经非常完备。相比之下，三星堆所处的巴蜀古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环境，文明进化的历程显得略微缓慢，神权统治、宗教思想较中原地区延续时间更长，影响也更为深远。“这从三星堆出土的神树、神鸟等体现的自然崇拜中也能看出来。” 叶润清表示，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凌家滩遗存是否影响三星堆及古蜀文明，但两者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 青铜面具铜原料不排除安徽“供货” 依靠“古代高速公路”——长江的连接，江淮大地与古蜀国交往由来已久。叶润清介绍，安徽与三星堆同时期的文化遗址非常多。其中，位于阜南县的台家寺遗址年代为商代中期，与三星堆大口尊“同款”的国宝级文物青铜龙虎尊、兽面纹尊就是1957年在遗址旁的润河河道中出土的，六安出土的青铜大口尊与三星堆更为神似。曾经入围“2019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终评的肥西三官庙遗址一次就出土18件二里头时期青铜器，数量仅次于夏都二里头遗址。位于含山的大城墩遗址曾发现冶铁铸铜的“甘锅”，为研究古代青铜铸造技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这些同时期的考古发现都与三星堆有或多或少的相似。叶润清认为，结合考古发现可以认为，新石器晚期以来，江淮地区与三星堆代表的巴蜀古国就有文化交流。 “不管是巴蜀也好，安徽江淮地区也好，三星堆所处的商代晚期，都受到中原王朝强烈影响和控制。”叶润清表示，这个时期，中原地区的商王朝掌握了青铜铸造核心技术，可以大量制造青铜武器，商王朝籍此建立远程军事基地，其威慑控制力类似于今天的航空母舰，可谓是无往不利，强势地控制着周边地区，包括古蜀国和安徽的江淮地区。之所以两地出土的青铜器高度相似，也正因为青铜铸造技艺的“同根同源”，都来自中原地区，受到商王朝的强烈影响。 另外，三星堆出土大量青铜器，铜原料从何而来也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目前有专家认为，或来自云南、湖北大冶等地。叶润清认为，长江中下游流域，除了湖北大冶，安徽铜陵、池州等地铜矿资源丰富，是当年重要的铜矿产地。“丰富的铜矿资源，也吸引着古蜀国人。长江水道运输便利，不排除当年他们曾沿江而下，或贸易、或掠夺使用安徽的铜矿资源。” 安徽今年“考古”同样值得期待 在三星堆此次考古发掘中，在发掘现场搭建了临时保护大棚，现场保护平台、考古发掘舱以及集成发掘平台的使用令人耳目一新。扫描和拍照信息提取等为一体的多功能考古发掘数据信息系统，在外围搭建的土遗址监测和舱内外环境监测系统等也引起了不少考古发烧友的极大兴趣。叶润清认为，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在考古实践中的一次经典呈现。 叶润清表示，先进科学技术在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广泛利用已经是现代考古工作的方向。在安徽近年来的重要考古发掘中，新技术新理念的运用也非常广泛。多学科联合的理念也将贯彻在安徽未来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中，但具体使用哪些技术手段，不能教条，必须根据考古发掘现场的实际需要，科学统筹。 今年安徽也将有一系列重大考古项目启动。叶润清介绍，国家文物局批准了我省9个2021年度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分别是繁昌人字洞遗址、巢湖柳家2号遗址、含山凌家滩遗址、固镇垓下遗址、蚌埠禹会村遗址、寿县西岗遗址及西南小城遗址、淮南武王墩墓葬、芜湖繁昌窑遗址、凤阳明中都城遗址，包括旧石器时代遗址2处，新石器时代遗址3处，东周时期遗址、墓地各1处，五代-北宋、明代遗址各1处，总发掘面积8996平方米。尤其是凌家滩遗址、武王墩墓葬的发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也将会有全国考古力量的参与，值得期待。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刘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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