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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乡下的村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村也不叫村，而叫大队、生产队，白天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不是评工分就是开会，不是分口粮就是商量第二天的劳动分工，整个村庄是一个集体，像一个大家庭。社员们沒剩下多少私人时间，每个家庭也没有太多的隐私，社员们在劳动、开会之余，唯一的私活，就是可以在家里养一、两头猪。养猪是响应国家号召，没有“资本主义尾巴”之嫌，因而每家每户都把干私活的热情倾注到养猪上面。毫不夸张地说，那年头，他们对一头猪比对一个孩子还亲，原因是养一头猪，不仅能使家里过上一个肥年，还能解决一年到头的吃油问题。卖一头“出口猪”，可以用卖猪的钱还债，为孩子们做件新衣裳。猪，寄托了社员们好生活的梦想，更是他们挺起腰杆做人的底气。 母亲勤劳节俭，那时候每年总要养两头猪。在母亲看来，垒猪圈关系到日后养的猪是否“肯长”，会不会发猪瘟。因此，她总要郑重其事地上门请地理先生看时辰日子下脚。猪圈一般选在靠近厨房的山边，基脚必须用大石头垒牢，防止日后猪们乱拱。猪圈盖好了，一家人还要在里面吃碗面条。这意味着今后猪会长得像面条一样长，膘肥体壮。 腊月中旬，出口猪卖了，年猪杀了，可不能空栏，连忙四处打听哪家有猪崽出槽，一有消息，便登门“会下来”(预订)。好容易等到捉养猪那天，满桌子丰盛的饭菜，人们心不在焉地沒吃上几口，就在猪圈门口守候着。待猪崽吃得圆滚滚的，一个箭步冲进去，逮住个头儿大的，谁都不想要最小的“落眉”。额头上有白毛的小猪捉回来，家人会认为“不走时”。过了秤，一路小跑回到家。路上遇到熟人，尽量少搭话茬儿，最忌讳人家说“捉了猫、狗” 。回到家，放下小养猪，必须喝一口热茶，这一来日后猪会吃食长膘快。 猪崽刚离开母猪，断奶时间不长，消化力不强，要为它开小灶，猪食要煮得烂烂的，还要加点碎米之类。清楚地记得，“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一年，家里捉回一头小猪。那时候，人都吃不饱肚子，哪有碎米喂猪，猪食里全都是粗糠，小猪吃了屙不下屎，肚子胀得像石头一样。母亲让我掰开小猪的嘴巴，向里面喂些菜油，想让它润滑肠子，还是不见效，最终还是死在母亲怀里。母亲为此伤心、难过了好一阵子。 在那个“大公无私”的年代，家里养两头猪不是个轻松的活。母亲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做早饭，而是煮猪食。出工之前，把煮熟的猪食倒进盆里，让猪们饱餐一顿之后才能放心到队里丄工。干活休息时，母亲就见缝插针，在田边地头为猪采摘野菜，“阎王头”、野麻叶、马齿苋等都是猪的好饲料。我们每天放学，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讨猪草。 收工了，母亲提着满满一筐猪草，脚步匆匆地回家。还没有到家门口，就已经听到猪的叫唤。那是猪们饿了半天的乞求。胆大、性急的，早把木门拱出了缺口，夺门而出，跑到附近的红薯地里，偷吃红薯叶充饥。母亲远远望见，大声喊：“死发瘟的，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来也怪，听到了母亲熟悉的声音，猪们会摇头摆尾、哼哼唧唧地一个劲地往家里跑。顾不上自己的饥饿劳累，连忙去喂猪。猪吃饱了，呼哧呼哧地睡觉了，母亲才开始做晚饭。 三扒两口吃完晚饭，母亲仍然得不到歇息，要准备第二天的猪食材料。收拾停当，解下围裙，开始剁猪草。夜深了，有时候实在太困了，一边剁猪草，一边打瞌睡，一不小心，剁到了手指头，鲜血直流。把一头猪养肥，从年头到年尾，必须天天重复以上动作，身心劳累，心里牵挂，从不敢出远门，实在要到附近人家送“月子礼”，也必须拜托同屋的婶娘，记得中午帮忙讨猪食。 到年底了，猪养得膘肥体壮，便张罗着交任务猪。卖出口猪那天，会煮最好的猪食，让猪吃得饱饱的，一是为了增加重量，多卖点钱，再者也算是为猪“饯行”。找来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七手八脚，将猪捆绑到一种特制的架子上，抬到食品站。听到猪的嚎叫声，母亲总会暗暗地流下眼泪，跟在后面送一程。毕竟是自己一把菜一勺糠一瓢水，饲养了一年，已经养出了感情，实在不忍心听它在哀叫。 母亲对我说，有一年，家里的出口猪还在食品站的仓库里，来不及运走，她去食品站结账，听到她的声音，那猪竟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朝她直叫唤。 过年杀年猪，也不是想杀就杀，必须送呈申请报告，经大队书记批准后方可宰杀。为此还闹出“同意宰杀某某某”的笑话。 在当下的乡村，家庭养猪的农户越来越少了，有的地方几乎绝迹，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老房子旁边的猪栏空空如也。新盖的別墅根本就没有猪栏，一窝猪挤作一团在槽里拱食的哼哼声已成绝唱。当年养猪的这些陈年旧事，现如今的孩子们听了，恐怕都认为是天方夜谭了。（黄骏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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